战火中的卢浮宫

俄罗斯导演索科洛夫拍出的这部高仿伪纪录片——「德军占领下的卢浮宫」，没有二战常规的纳粹铁骑下燃燃战火，没有战争中对于人性的深度剖析，这种价值取向上的模棱两可让其在戛纳电影节上被冠于了“政治不正确”。

但，这是部压根就没有在意要拍二战的片子，它只是关乎博物馆的，关乎艺术的，关乎战火中这些艺术品境遇的，片中碎片式的影像，人为的扮演与真实的影像剪接结合在一起，导演画外音的解读，与过去时空中的人物对话，不同时空的历史人物游魂般穿梭在卢浮宫.......，这部片子打破了空间和时间、现实与虚构的单向纬度，显得异常诡异，但却合情合理。

二战时的巴黎，“不设防”的巴黎，远离了战火的惊扰，德军和平的踏入这片土地，片中截取着真实影像中的希特勒环顾着整个巴黎，一架二战飞机超现实的掠过现代的卢浮宫，被占领的悲剧感被一幅幅的肖像油画平静而冷漠的表达着，间或穿插着巴黎市民的日常，这种悲剧感比用战争血肉模糊的表达出来更让人焦虑，巴黎市民一夜醒来，国已经没了，正如扮演的德国军官对扮演的法国国家博物馆的馆长说「你好像处于永远的焦虑中，是我的制服妨碍你了吗？」，尽管没有肉体上的侵袭，但是这种悲剧感已经侵入了心里和精神上。

没有了战火，卢浮宫这座巴黎瑰宝也得以保全，导演在描述卢浮宫得以幸免于难的同时表达出由衷的羡慕，在他的家乡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冬宫遭受严重破坏，由此这部片引出一个观众要思考的问题：战争中艺术品的安危，谁能来主导？谁才能有权力来决定它们是生存还是毁灭？德法文化的接近让希特勒承认了卢浮宫的生存权利，冬宫现代大师的艺术被希特勒认为是“堕落艺术”而加以毁灭。艺术与权力的力量谁更应该强大？

为解读这个问题，导演让拿破仑和玛丽安娜同处一框，一同欣赏《蒙娜丽莎微笑》，拿破仑指着画说「瞧，那是我的」「全是我的」，而玛丽不管不顾的一直喃喃自语重复着法兰西共和国的国家格言「自由、平等、博爱」。

就生命力来说，权力在艺术面前是孱弱的，这个问题被导演用卢浮宫中亚述帝国的雕塑详实的解答到「拉玛苏，庄严又无邪，对权力的恐惧，工匠的才华造就的恐惧最完美的化身」，帝国早已灰飞烟灭，只有永存的艺术。

导演最后创造了一个没有时间概念的时空，在那里，片中的德国军官和法国博物馆馆长被告知他们自己的未来命运，并礼赞了这两位在无烟战火中跨越国境保护卢浮宫艺术珍宝的卫士。

作为电影模糊了剧情与记录的界限，有时会让观众觉得像是场梦呓，但它对艺术发出的深情着实让人感动。

所有伟大的虚构电影都倾向于纪录片，就像所有伟大的纪实文学都倾向于小说。
——让-吕克•戈达尔，1985：181—182

一、

戈达尔的这句话已经为我们标示出一个悖论：虚构将抵达真实，追求真实将自身瓦解。我们也许可以举出两部电影来说明这一论点：《阿玛柯德》与《少年时代》。（扩展阅读：http://movie.douban.com/review/7373465/）

这种现象，尤其是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之后，不断被揭示出来。新现实主义在影像真实性上所带给我们的有两点：基于理念变革形成的制作新方式，实景拍摄、非职业演员、自由创作等等；同时随着电影技术的发展，电影在还原现实的感知上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后者被另一一场运动所标示——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道格玛95运动”追求手持摄影的真实质感让影像在捕捉现实的能力上迈出了一大步。

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当影像不断地“真实化”后，某种自我瓦解便在内部产生。电影看起来与纪录片越来越接近。这种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不是被欧洲电影人所预见，而是借助几乎发生于同时的伊朗电影人的一系列杰出创作被告示出来。

20世纪90年代的伊朗电影遵循两种模式：一种继续在传统新现实主义旗帜下进行创作，包括马基迪和戈巴迪的儿童电影；另一种则是在前者基础上，将虚构的强力注入影像之中，典型是阿巴斯、莫森•玛克玛尔巴夫和帕纳西的创作，这两股并进的势力一直延续至今。而阿巴斯在1990年创作的《特写》，不仅在时间上、同样也在创作手法上为这股运动画下了起点。同样，“乡村三部曲”成为民族影像的杰出典范：伊朗电影人已经从“捕捉真实”上升至“暴露虚假”。

二、

以上是从剧情片向纪录片渐进的视角发展出的一条路线，下面我们想将反方向从纪录片入手尝试开辟出另一条路线。

某种程度上，纪录片天然地保证了影像之“真实”，那么从何时开始，“虚构”开始侵入其中。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许需要我们从一场“现代与后现代”的论争中下手。在七八十年代，法国继结构主义之后卷起了后结构主义运动，这场运动的主将德里达、福柯、罗兰•巴特等悉数放弃了“理性”、“真理”、“进步”等宏大的叙事。德国哲学家自然也抵御不住这场甚嚣尘上的论争，哈贝马斯在《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规划》中作出回应，称启蒙运动远没有完成，后现代仍未到来。对此，利奥塔以一本专著《后现代状态》反驳了哈贝马斯的观点。在利奥塔看来，启蒙运动无非是一种“大叙事”，而在现代社会碎片化的形态下，只有“小叙事”才能相对成立。这里所言的小叙事指的是一种具有偶发性，受到时间、条件限制，只能部分起作用的叙事。

这种新的观点，导致了客观性和权威效力的瓦解，反映在纪录片制作上，结果自然就是客观性所赖以存在的假设（那个恒定不变的客观视角） 变得不再可信；在现在看来，原先公正与制作真实话语的能力只能被当作一种修辞手段。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非虚构第一人称电影”的产生。导演开始尝试在纪录片中加入个人喜好、判断与思考，通过第一人称“我”的发声，通过随机的个人意见来削弱自己的权威。虽然看起来这无非是另一种修辞，但在一个权威已经消解的世界，这种手法建立了一种诚恳真实的话语，进而尝试与观众进行沟通。

三、

拉斯卡罗利将这种新的影像类型命名为“散文电影”，将其看成是对剧情片和纪录片两种分野鲜明的影像类型的融合——“前者是电影人把摄像机作为灵活、透彻、精辟的手段进行个人表达的欲望；后者则是和观众直接沟通，与自我选择的实在的观众建立联系的愿望。”

但在我看来，“散文电影”仍然需要将我在上文所提及的发生在伊朗电影中的情况作下分明。在伊朗电影中，剧情片仍然是基本形态，只是在其中加进一些虚构成分，可以看成是剧情片向纪录片靠近的举动。但在散文电影中，保留下来的则是一种纪录片形态，导演在其中加进虚构成分是作为一种对剧情片的模拟来发出个人的声音，更像是纪录片向剧情片靠近。
 
下面，我们来讲讲散文电影的运作方式。在拉斯卡罗利看来，散文电影的运作可以概括如下：“我、作者，在反思一个问题，和你、观者分享我的想法。”她将散文电影分成日记、记事本和自画像电影三大类别，相应的文本承诺如下：“我在记录我亲眼目睹的事件和我亲身经历的印象和情感”（日记）；“我记下想法、事件和存在，以备将来之用”（记事本）；“我在展示自己”（自画像）。

而索科洛夫的电影被归入第二类，即“记事本电影”。于是，我们有了一个分析《德军攻占的卢浮宫》的基础。

四、

《德军占领的卢浮宫》既然是索科洛夫个人的“记事本”，因而可以写进各种不同类属的主题：历史、政治、艺术……；以及容纳各种不同的影像类型：照片、记录影像、虚构影像……从而成为一个“大杂烩”：将个人所思所感悉数通过影像的方式展示于观众。如同我们在展开别人的一个记事本之时，通过笔迹、涂改、写下的文字、画下的草图等等，将窥见对方的秘密。观众作为一个交流对象，也在观影过程中不断“窃进”索科洛夫这位创作者的内心。

这就是散文电影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传统纪录片的特质所在：观众并未被看成是一个与作者平起平坐的交流对象，观众召唤而来也不是为了分享作者的经历和思考过程，而是作为一个他者来“偷听”这些自言自语的私人话语。在《德军攻占领的卢浮宫》中，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位他者，“偷听”到索科洛夫面对德军攻占下的卢浮宫所产生的感受与思考，进而不断从中获取自己的认知和见解。而电影中的那个画外音，就是创作者尝试与观众建立共谋关系的秘密武器。

在《德军占领的卢浮宫》中，索科洛夫的这个声音如同为机器自身所携带，机器生成为一具发声器官。一方面，它与影像进行双向交流，另一方面它与观众进行单方向的沟通。前者在《俄罗斯方舟》中已经进行过尝试，在《德军占领的卢浮宫》的结尾，这种探索更进了一步。索科洛夫让诺亚与梅特尼希并排面向观众坐在一起，并向两人告知各自的命运走向，这种奇特的方式已经超越了打破第四堵墙这种低级创意。后者（与观众建立沟通）在电影中，则是两次对观众的直接发问表现出来——“你清楚吗？”“你明白了吗？”，均是创作者与观众单向沟通的尝试。

在某种程度上，通过这个画外音，屏幕所代表的摄影机成为连接影像与观众的中介，那个平面（屏幕）成为贯通真实空间（观众观影的空间）和虚假空间（影像所处的空间）的过渡装置。这当然是一种新的影像制作方式，可以极大拓展影像的展现力。

五、

在此，我还想指出，观众对某一类电影形成的误区。某些时候，彼得•格林纳威的电影被认为与“散文电影”具有某些相似性，但在《爱森斯坦在瓜纳华托》（虽然是一部虚构的剧情片，仍然值得探讨）中，作为创作者的彼得•格林纳威无时无刻不在散播强力意志的冲动，与“散文电影”开放的特质有本质区别。《爱森斯坦在瓜纳华托》中的爱森斯坦无非是他彼得•格林纳威一个人的爱森斯坦，无法生成为任何观众的爱森斯坦。（这实则是一部集权电影，破解了任何观看的可能性，观众只能被动接受一个“彼得•格林纳威式”的爱森斯坦，没有任何沟通的可能。）

即便彼得•格林纳威与索科洛夫在动用各种影像类型、影像密度上存在某种相似性，但本质的区别在于，“散文电影”从来不会将创作者观点强加于观众，而是通过建立沟通让观众自己去看、去思考；彼得•格林纳威电影中暴露出强烈的男根主义，剥夺了边缘话语发声的可能性。彼得•格林纳威的电影因而可以看成是“主观电影”，“主观电影”与“散文电影”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仅仅是主观的（甚至是强力的），后者既是主观又是自传式的。

我们或许可以更进一步，提出一个新的观点：即“散文电影”是一种类似女性化书写的影像形态，而另两类影像类型（集权电影与法西斯电影）则是男性书写的典范。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论题，需要建立在大量的研究之上，虽然我相信此点，但我恐怕无力再深入了。在此抛出这一论题，留给有志之士继续研究。

（注：散文与女性书写的亲密关系，也许可以先从文学史上去寻找，日本文学为我们提供了极佳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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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阅读：《私人摄像机：主观电影和散文影片》（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5849703/） （意）拉斯卡罗利
 
这本书非常有创见地探讨了散文电影的三种形态：日记电影、记事本电影和自画像电影。但我觉得，还可以加上一种类型：书信体电影。这一类电影虽然不多，但已经被创造出来了，比如《鸿雁传影：维克多•艾里斯与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往来影笺》。

      形式和内容都丰满无比，虽然我还是更喜欢爱森斯坦那种张扬的风格，索科洛夫这个有困点哇，好几个瞬间我都不知道自己在看啥了~~~有点灵魂出窍了~~~哎呦喂~~~这种对反思人性的方式太有劲了，战争是反人类的，也是战争成就了卢浮宫，卢浮宫又变成了人类文明的某个标志，“任性”的纳粹高层都力求保护，造就了那个听上去很暖其实很讽刺的巴黎不设防，（想想之前不久的恐怖主义真的是愈加讽刺），加上导演是俄罗斯大卡，这种温吞水似运动长镜头背后的心境实在太让人想入非非。
      小小的p.s.不晓得卢浮宫现在有没有中文讲解了，这和里面大量晃悠的中国人真的完全不对等，真心不晓得大妈爷叔们在看个什么~~~~我也只能听进去前一刻钟的英文讲解，之后完全在走马观花拼步数~~~有中文讲解了必须再去一次逛两天够了不，就算巴黎再留给我一个念想吧。

每个人都能预见未来，但没有人记得过去。
                                                                         ——《俄罗斯方舟》，亚历山大·索科洛夫

    《德军占领的卢浮宫》是亚历山大·索科洛夫继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获奖作品《浮士德》之后的又一力作，讲述了卢浮宫在二战时期德军占领巴黎后所经历的种种荣辱，并且夹叙夹议地表达了自己对艺术与战争关系的看法。当然，无论是战争还是艺术，是纳粹德国还是博物馆，都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在索科洛夫的电影之中了：在此之前，索科洛夫已经借由著名的“一镜到底”的《俄罗斯方舟》（2002）对历史进行了充分的记录、重演和思考（其中出现的是圣彼得堡）；“权力四部曲”之一的《摩罗神》（1999）则以希特勒的情妇爱娃为主角，嘲讽了希特勒的反人类思想及其外强中干的本性。

    此外，我们还能在片中发现画面变形和用柔光创造的黯淡而模糊的影调，这些标志性的索科洛夫式元素来自《浮士德》（2011）和《遗忘列宁》（2001）等等影片，尽管早前这些电影使用这些手法的意图与这部新作明显不同：《浮士德》的画面扭曲更接近精神层面，柔光则加强了玛格丽特的美好与动人，暗示的是一种品质；《德军占领的卢浮宫》的扭曲偏于“器物”，呈现出一种翻转“实体资料夹”的效果，柔光则暗示着历史与我们的远近程度。无论如何，《德军占领的卢浮宫》绝非平地而起，索科洛夫正是在这部作品中对自己擅长的艺术形式进行了有趣的颠覆、重新阐释和自我致敬，其中亦充斥着天马行空的艺术创造力。

    《德军占领的卢浮宫》的技术细节充满了新的创意，影片本身绝对堪称2015年最让人眼花缭乱的作品，形式上的天马行空绝不逊于同年在柏林电影节上大放异彩的《爱森斯坦在瓜纳华托》，甚至还略胜一筹。先来说说索科洛夫对画幅脑洞大开的处理方式。最近两年以来，在同一部影片中改变画幅已经成了很多电影导演青睐的手段，韦斯·安德森的《布达佩斯大饭店》和贾樟柯的《山河故人》都在用它展现故事的年代感。《德军占领的卢浮宫》与这些都不尽相同，它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反其道而行之，把画幅还原成了介质，即把宽银幕还原成变形前的35mm胶片，胶片左侧还附有声音的光学声轨，这种方式既通过直接呈现电影胶片体现了伪造的“年代感”，又讨论了时代与电影之间的关系，更在电影的存储介质和历史的呈现方式上建立了更深层次的联系，而这又与前述的“实体资料夹”的构思完全吻合。透过这种方式，索科洛夫几乎在银幕上建立起一座实体的、关于博物馆的影像博物馆，真实感也就自然而然地由这种方式及其所包裹的内容之中迸发出来。

    让人惊叹的还有索科洛夫对种种影像资料的运用。以往大量作品充其量只是把纪录、现实和虚构等等元素进行简单地叠加，直到不久前去世的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拍出《特写》，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彻底模糊。这部电影则又有不同，比如索科洛夫故意为一些并未保留音轨的历史影像进行配音，其中出现了狗叫声、靴子落地声、户枢扭转声、各种乐器声，甚至尸体袋落进大坑的声音，全都清晰可辨，极大程度上增强了历史资料的质感；旁白本身也不再作为一种单纯的评论性文体出现，而是重点突出了其中某些噪音的存在，成功间离了行将投入内容的观众，将它本身从电影中剥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存在于影片之中的时空层次。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无一不构成着影片中丰富的维度，创造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电影文体，并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颇富挑战性的问题：这种前所未有的影音组合，到底意味着真实还是虚构？是历史还是现实？

    索科洛夫无疑在这部影片之中为这个问题找到了一个明确的答案，那就是上述两组对立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为何没有区别？影片用高度隐喻化的方式进行了解答：低吟着“平等、自由、博爱”的“共和国第一夫人”玛丽安娜和大独裁者拿破仑·波拿巴坐在同一条板凳上，各自对博物馆中的珍藏进行着自己的诠释和解读；而从历史的角度上看去，“战争热”带来“博物热”、“侵略本身亦是保护”的现象的确屡屡发生，变化的只是德国代替了法国，成为新一轮的侵略者；历史在前后千年的过程之中不断重演，它既像是一种“危险而尴尬的巧合”（旁白语），又像是一种无法回避的必然。

    时空在一艘贯穿影片前后的“巨轮”之上扭结。它是一艘现代的巨轮，也是拿破仑舰队的一个小小缩影；索科洛夫本人与德克船长联络的信号模糊而紊乱，时间与空间的距离在这里难以分辨、混为一谈；巨轮的倾覆，既意味着无数珍宝从此沉入海底，也象征着德意志第三帝国的衰落和灭亡……毕赣在《路边野餐》中构建的贵州荡麦的时空紊乱，就这样轻易地被索科洛夫一下延展至宏大而卑微的人类历史进程之中。

    影片结尾，卢浮宫馆长雅克·若亚和主管文物的德军将领沃尔·梅特尼希伯爵向玛丽安娜和拿破仑一样并排而坐，接受着强加在他们身上的预言和未来。他们都对这样的说法无疑会嗤之以鼻；毕竟，谁会相信自己的命运会是如此这般？然而，谁又能保证所有这一切不是必然，历史不会再次重演？在索科洛夫看来，德军占领卢浮宫，或许只是历史链条上的一个零件，它还会无数次回环到世人面前，尽管还会经历无数次改头换面。